听说他们家是地主成份，村里人对她们总是另眼相看，又是寡妇人家，常听得一些闲言谇语来贬低她，所以与村里人往来不多，倒是常常听得六水嫂因田里的水被人放去，或是谁家的牛吃了她家的菜，站在后门的菜地里，对着空阔的田野，高一声低一句幽怨的骂着。

       因她家就在路口上，所以过往的人对她家的状况是一目了然，说是地主，也没见她家比别家富有，两间土房，被烟薰得黑戚戚的墙壁上全是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窟窿，一间筑着一台大泥灶，一担水桶，一只破泔水桶，一张八仙木方桌，围着四条木板凳，另一间则是并排着支着两张床，一张是脱落得斑驳的雕花床，可能是六水嫂的嫁妆，另一张是板凳床，常年辅着一条发黑的草席及下面一层潮湿的稻草，两把没有颜色的排椅，床就在门边，门就在路边，冬夏都挂着发黄的蚊账。

        六水嫂闲时常坐在门口纳鞋底，我经常挑水在她身边过，每次都不厌其烦的招乎我“坐下子么，放下肩啦”。但我从来不在她家门口放肩，一是河离她家才不远，二是心里总是跟她有点夹生，每次都是嘴答嘴应的含糊着。

       我跟荣香年龄相仿，我比她高一年级，她扎着两只黄稀稀的小辨子，长年脸色青黄，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从没见她穿过一件有色彩的衣裳，脚上常吸着一双没有后跟的烂解放鞋。

        赖姓是秋溪村的大姓，都把其他姓看做是“外姓”，荣香觉得我是村里的“外姓”人，不会像别人一样欺负她，骂她地主的女儿，就常邀我一同去砍草皮或拨猪草，也许是带着地主成份的帽子，再加上又没有爹，她总是皱着眉头，从来没听过她朗朗的笑声，像是受压迫的“童养媳”，说话也是很小心，总是带着试探的问“我们到后垄山还是去柿子坑”，有时跟她在一起我也有一种压郁的感觉，所以不太喜欢跟她在一起。

       有一段时期，因为大队经常开批斗会，把村里的地主，四类分子经常抓去批斗、游街。荣香的爷爷和爹虽然早不在了，但她还属于地主的后代，虽然没有把她们母女抓去批斗，但一些小孩子已经在嘴上天天念叨，看到荣香几姐妹就像喊口号一样一边跑一边叫“打倒地主、打倒地主”，导致她们更孤立了。这股风一直蔓延到学校，一年级全班同学都跟她划清了界线，没有一个同学跟她说话，而且欺负她不需商量，连老师也对她另眼相待，因为哪时候流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虽然老师都是村里的临时任课老师，但都要求“又红又专思想好，革命斗志觉悟高”。

       我感觉她的眼睛陷得更深了，说话时机乎听不见声音，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没邀我去割草皮或拨猪草，都见她一个人孤独的背着粪箕，像孤魂野鬼似的出没在田间地头。不久，这股风传到了我们二年级，首先是班上的男同学一个个磨拳察掌，要坚决地打倒地主的女儿，后来女同学也跟着跃跃欲试。他们都狠狠的揍了她一顿，或三五成群，或单打独斗，他们似乎都解了心头之恨，兴高彩烈的谈论着自已如何“英勇机智”的把她打倒在地，我目睹着她一次次的被打，她每次都抱着头，卷屈着身体，任由你一拳他一脚的揣着，但她从来不大声叫喊，也没掉下一滴眼泪，更没有报告过老师，每次等大家逃开后，便静静的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巴就走，好像这打是自已应该挨的，是为爷爷、父亲挨的。

        终于班上的同学发现我还没出手，他们说如果我不跟她划清界线，我就是同她一边的，就是地主“周扒皮”，全班同学就会跟我划清界线，到哪时我就会很惨的，当时，虽然我心里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但是，为了表明我的立场，我必须跟她划清界线，为了这件事，我心里开始痛苦的筹划着，虽然我平时对所有的人都很友好团结，但我因为是班里的小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坚定立场、昂扬斗志、勇往直前。

       我们的教室都在同一祠堂里，我在上厅，她在下厅，她是座在最后一排，我想，我用什么办法去跟她划清界线呢，集体出击的机会没有了，跟她空手对打我又觉得不可行，万一她起来反抗的话，恐怕我还打不过她，到时更让我丢脸，考虑再三，我打算采取“偷袭”的办法。

         我开始寻找机会，掌握她的行踪，我发现她一般情况下下课后最后一个起身，然后孤独的一人去上厕所，差不多打预备铃才静静的回到座位上，我决定在打预备铃和上课铃之间的空隙时间采取行动，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准备坐好，这样的话即使她要反抗也不敢，因为老师快来了，我为自己的筹划有些得意。

       终于有一天她刚坐下，预备铃一响，我风一样的冲向她，在她的后背心“咚”猛的一拳打下去，然后闪电式的转回来，前后十几秒的时间，她显然没有任何防备，这一拳对她的打击太突然，只听得她当时“哎哟”一声，右手下意识的按在后背心，我回过头去，刚好她转过头看到是我，她的眉紧紧的锁着，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缝，然后她慢慢的伏在桌子上。我这一壮举让全班同学目睹了，我的地位马上得到了恢复，我的同学为我“喝彩”。然而，一堂课我没听进耳朵，心口一直在跳着，全然没有一点“胜利”的感觉，看着她一直低头伏在桌上，我不知道她怎么啦，难道在哭泣么？其他同学打她她不哭，我打她她哭了，为什么？看来她是真伤心啊，因为我是她唯一跟她有点交往的人，也是她唯一有点信赖的人，我当时就后悔了，我不该有这么糊涂的举动。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报告老师，或者告诉她娘和她姐，然后找到我家里，让我挨一顿骂或者被打一顿。后来，我挑水不敢从她家门口过，只得绕大路去，明明挑一担水，确要以前两担的时间，我看见她娘还要绕路走，见到她姐妹也不敢打招乎，绕得远远的徉装没看见。过了段日子，我刚好在大路上挑水放肩，荣香挎着粪箕过来，我当时觉得是冤家路窄，十分难堪，荣香却带着一份难得的笑意，问道“萍子，去砍草皮么”，然后从口袋里抓了一把黄豆，一双黑乎乎的手伸到我前面“吃豆子么”，我麻木的打开上衣口袋，一群豆子哗哗的从她手里滑下，像一群说说笑笑兴高彩烈的孩子，她抢过我的扁担又说“我帮你挑回家，我们去后垄山砍草皮吧”，我跟在她后面，倒像个地主，我紧捂着口袋，生怕它们高兴得蹦出来，听见它们在里面发出喝彩似的掌声。

哪件事她只字没提过，好像根本没发生过，她一点也没记恨我，也跟本没有报告我，这倒使我越发感到内疚。也许她理解我当时的处境，所以她能成全我，忍让我。因为她自己很难堪，所以她不使我再受到难堪。后来我们经常结伴而行，我成了她不可多得的朋友。

       事隔这么多年，这件事我一直记着，当年打过她的拳头似乎还隐隐的灼痛着，我不知道小小的她，为什么有如此的忍耐心，能受得住如此大的委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应该说她当年还不存在有什么“共产主义革命信仰”，难道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或是说社会压力造就了她有如此大的“胸怀”，让她能够在当时的形势下，还能如此“坦然”， 或是说当时的社会环境已使人到了麻木的状态，而使任何人都失去了理智。

       时间虽可洗刷一切旧的尘埃，却洗不去对儿时懵懂无知的行为的记忆。荣香，真的对不住，你在哪里？我真的想再见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