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先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战乱和灾荒迫使他们为了生存而远离故土，流向远方。如今站在汉魏故城遗址前，看着那些裸露地表的断堰残砾，不难想象他们当时恋恋不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站在隋唐遗址只剩一段土丘般的应天门前，可以想见安史之乱血腥的历史如何让这些客家先民们心惊胆颤，而又不得不离开曾经辉煌一时的神都洛阳的眷恋不舍的心情。他们从汉魏故城走了，从应天门出去了，从河洛大地离开了。他们不仅带走了思念和眷恋，而且也带走了河洛文化的传统。名随人走的民俗规律，使我们今天仍能找到客家人的这种思念和眷恋，“河洛郎”的称谓、泉州“洛阳桥”的修建、“洛阳河”的命名等，这些东西在客家人中随处可见。他们带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河洛文化最根本的传统，而这些传统中能使他们开拓创新、民系发达的就是重视教育、发展教育。这是历史事实，而历史是可以印证的。

　　客家先民们流落他乡，所到之处一般都是穷乡僻壤，经济贫困，文化更是落后，根本谈不上什么发达的文化教育，于是在他们聚族而居的地方，由族人共同出资或专门由祠堂负责，以私塾的形式教育族民。不少客属地，都有“学田”和“谷田”，客家族人不分贵贱贫富，只要肯学，就由公用的“学田”或“学谷”负责其求学费用。一千多年来，就这么传下了来。这正继承了河洛尊师重教的传统，只不过在新的环境下，办学形式上作了变通。河洛的国子学、太学由官府公办，客属地的私塾由家族公办；河洛子民都有入官受教育的机会，客家人都可以平等地坐在祠堂里读书；河洛官学讲四书五经、诵诗词歌赋，客家私塾、学院读章句注疏、学平仄对仗……正是保持发扬了重视教育的传统，所以就有了客家人才济济的结果。象诗人黄遵宪、丘逢甲都是从私塾中走出来的。如果客家人没有这种传统，就不会有祠堂教育，丘逢甲也就不会4岁就塾、6岁能诗了。客家属地都有书院，有的是由祠堂演变，有的是由客家人集资兴建，象江西兴国的潋江书院，这些是更高形式的客家学校。重视教育使客家地区崇文兴学蔚然成风，被人誉为“文化之乡”、“人文秀区”，在这里可以找到“郁郁乎文哉”的周代遗风的影子。

　　客家的教育如此发达，就是因为尊师重教的传统深入每个客家人心中。他们这种观念直接来源于河洛文化。建于1902年，处在深山大谷的永定县湖坑镇洪坑村的“日知学堂”，其门联是“为学志在新民，训蒙心存爱国”，这和河洛教育的宗旨，即《礼记·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至于止善”如出一辙。“明明德”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就是心存爱国吗?在广东梅县松源镇蔡蒙吉故居、江西石城小松镇井头村郑氏祠堂、福建连城朋口镇文坊村项氏家庙，这三处山村祠堂壁上都同样刻有文天祥手迹“忠孝廉节”，这不正是“止于至善”吗?福建省永定振成土楼里题有“澡身浴德”的横匾，这不正与《礼记·儒行》的“儒有澡身而浴德”相吻合吗?客家人即使在实际行动中，时时不忘河洛的“沐浴于德，以德自清”的德育精神。客家人重视教育，甚至在儿歌中就启蒙了读书的重要性，“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箩筐上，一本书，送畀哥哥去读书”。可见，客家人所带走的河洛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影响之深。

　　正是由于对河洛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的承继和发展，所以就出现了只要有客家人的地方就会有祠堂、就会有学校的教育奇观。也就有了“耕读传家。“书香门第”，使客家人在穷山恶水的环境中保持较高的人文素质，同时维护和承继了自己的历史传统。由此可知，客家人根在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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