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祖辈是客家人吗?

客家联盟 04-29
       宋耀如的祖辈是客家人吗?这也是个有趣的问题让我们来认识。

  在海外出版的著作中,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1985年),比埃米莉·哈恩的宋氏家族(1941年)晚出40多年,除了都认同宋耀如祖籍来自山西外,后者更“发现”宋耀如祖辈中有一些是客家人。

  宋家王朝(1985年)中这样写道:“查理的祖辈中有一些是客家人,他们在甚至更早的时候,即一一二八至一二七九年南宋时中国北部被来自中亚的部族占领后南迁的。客家的意思就是‘客籍人’,这是对流离失所的北方人的称呼。客家人抱成一团,有强烈的宗派氏族思想,尽管他们今天已遍布全世界,但仍然如此。在这种远离故乡的情况下,他们在文昌的船民中定居下来过新生活。”

  斯特林·西格雷夫好像很看重这个“发现”,以致于他写一个生意“兴旺”的韩家说:“海南岛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网,是通过中国势力最大的秘密会社之一———潮州帮联系的”,“潮州帮控制了中国沿海的走私和鸦片买卖”,“从山西来的韩家,同样也有强烈的客家氏族排外思想根源,要在十九世纪的海南岛商业圈里做生意以及想在远洋贸易中发财,必须采取通婚的办法加入潮州帮。他们自身必须成为潮州帮。”“韩家一代一代人一直住在海南岛,只有通过客家和潮州帮之间的婚姻关系才能使生意扩大,在整个东南亚互相代理彼此的买卖。韩家就是这样兴旺起来的。”

  这些韩家“兴旺史”,猜测的成份太大,难以令人置信,勿需去考证。因为就连作者本人对此都表现出信心不足。他在书中注明说:“虽然对客家与潮州鸦片贸易联合体缺乏确实的研究,基本的概况可以从阿尔弗莱德·麦考的东南亚海洛因江湖中得见。”

  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其实是,斯特林·西格雷夫还只是说宋耀如祖辈中“有一些是客家人”,但是今人却将之“坐实”为宋耀如的先辈是客家人了。韩拱丰等执笔的宋庆龄原籍考实(1987年)就这样说:“宋庆龄的先辈是客家人,原住河南相州之安阳”。

  那么,宋耀如、宋庆龄的先辈是不是客家人呢?我们需要找到源头说法。

  埃德加·斯诺在所著复始之旅(1984年)中写到他与宋庆龄的对话,时间在1940年代。书中写道:“‘孙博士从来不反对任何同情穷人的人,’她断然地说,‘从来不支持任何站在富人一边的人。他自己年轻时就很穷,十四岁以前他没有穿过一双鞋。他从未忘记,我们的人民百分之八十都是这样穷苦。你要知道,我的祖先也是很穷的。我的亲戚从不说起,但是,我们的祖先是海南岛的客家人。几代以前,他们当中有些人移居大陆,来时身无分文只好当苦力。’”

  斯诺又说:“宋庆龄看上去并不象客家人。她皮肤白皙光滑,双手纤巧。也许是这个缘故,她在美国并没有遭到种族歧视,而黑人和‘黄色皮肤’的广州人在那里是常常受到歧视的。”

  看来,宋耀如祖辈中有一些是“客家人”,或者是“客家人”之类的说法,可能是受宋庆龄说法的影响。

  但是,宋庆龄说“我们的祖先是海南岛的客家人”,“几代以前,他们当中有些人移居大陆”,这好像是往相反方向上说话了。就是说,她家的祖先不是从中原迁来的,而是本身就是海南岛的客家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移居”到大陆去。

  海南客家(2008年)是第一部研究海南客家的著作,著者古小彬为了进一步了解、落实文昌宋氏家族是否客家人,在深圳图书馆查找到1989年由谭显波、郭仁勇编著,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的故乡———文昌县一书,在“祖籍资料汇考”第二段落中写道:据考,宋庆龄的先辈是客家人,原住河南相州安阳。……在南宋(1127-1279年)时期,由于中亚部族侵入时中原人相继南迁,其中有个叫韩显卿的人,先到浙江会稽县任县尉,后又入粤任廉州太守。公元1197年渡琼州海峡,定居文昌锦山。

  海南客家又引用台湾学者陈运通主编的客家菁英(台北,2005年),该书以客家女儿———永远的第一夫人宋美龄为题,介绍道:“活了106岁,跨越三个世纪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是客家人。”“现任台北市北区客家会会长刘兴明可以证实:当年刘兴明会长(新竹关西人)考上圆山饭店电工,慢慢培养成为高级主管,都是由于蒋夫人的提拔,蒋夫人叫他小刘,有空会找他用客家话(口音接近大埔音)聊天……蒋夫人克苦耐劳,持家助夫,热爱客家同胞,热爱国家,令人敬仰。”
  海南客家中只是引用了这两篇文章,未作任何考证与议论,事实上并没有回答宋氏家族是否客家人这个问题。

  而对宋氏“客家人”之说,是有人提出疑问的。文昌籍人士寒山碧在宋氏家族与韩氏渊源及历史聚焦(2009年)中,就以韩家宗亲身份和学者的态度,对“宋氏家族”与韩氏渊源关系进行了研究。他在文中指出,宋耀如的祖先不是来自山西,而是800年前来自河南安阳。也没有数据证明是客家人,若广义称所有南迁之外来族群为“客家”,那也无不可,但与现时定居于粤北、闽西、赣南、台湾的“客家”人是否同源,则尚须考证。

  这种质疑自有其道理。对于宋家先辈是否客家人,如果不拿出证据,而以所谓的“据考”来虚晃一枪,当难以服众。

  什么是客家呢? 辞海(缩印本)(1980年)说:“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末(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遂相沿而成为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简明社会科学辞典(1982年)则说:“客家,‘土著’的对称。中国因战乱所迫渡江南徙至赣、闽、粤等的中原一带汉族居民。原为迁居地当地居民对他们的称呼,后相沿成为他们的自称。”如此看来,客家就是土著的对称。

  清咸丰四年(1854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广东经受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械斗、一场空前悲惨的“斗祸”大劫难。这就是史上最为惨烈的“土客械斗”。这场械斗规模之大,死伤之众,影响之深,为历史上罕见。厮杀的时间长达12年,双方死亡人数至百万,斗祸起于鹤山、恩平、开平、高要,蔓延于高明、新兴、新宁、阳春、阳江,浸及于新会、四会、罗定、东安、电白、信宜、茂名等州县。斗祸余波影响及于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和今天的海南省)、广西东部地区;就客家本身而言,影响更波及海外。最后,客家人以死亡太多,无力再行反抗,听从招抚。广东巡抚蒋益澧将客民二万余口给资遣送,安插于广东高、廉、雷、琼等地及广西。

  在办理广东“斗祸”的过程中,清朝官员将与广府系土著人相对立的一方称为“客家”。同治三年(1864年)十一月,粤督毛鸿宾奏称:“溯查客家之初,本系惠、潮、嘉三属无业之民,寄居广、肇各郡,为土人佣工力作。数百年来孳息日众,遂别谓之客家,而同里异籍,猜嫌易生,履霜坚冰,由来有渐。”

  对此,今人刘平在所著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2003年)中则认为,这些界定也不完整,如“土著”的对称并不都是客家;广府系人(所谓与客家对称的土著)也是南迁汉人;并未说明先迁之汉人与后迁之汉人如何衔接而形成客家。

  尽管客家定义至今仍众说纷纭,难以界定。但是,具体到海南来说,从客家迁徙海南的情形,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理解。

  苏东坡在书柳子厚<牛赋>后中写道:“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依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苏公的这段文字,被后人解读为宋朝时海南缺牛,客家先民从广东的高州、雷州一带贩牛来海南贸易。当然,也成了客家先民、客商在海南活动的最早记录。

  但是,由于这段文字为明万历儋州志等地方志所转载,是以对于这段本是宋朝的“牛客”历史,却被误读为是明朝万历年间(l573年至l619年)客家先民所为的事情,相应的客家渡琼时间,也被误读为是在明朝的万历年间。

  从宋朝迄明朝,客家人都是陆陆续续渡琼,未形成气候。但自清朝以来,却出现了鲜有的大规模渡琼高潮。

  海南客家中写道:“客家人大规模迁入海南岛的时间主要是在清初时期。起初有部分客家人随同其他闽粤人一起南迁此岛。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朝廷发布敕开垦琼州荒地命令之后,移民日增。此期,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广东省广州、肇庆、嘉应州、惠州、潮州地区的客家人,越海迁居到海南东部的陵水县(以牛头岭为屏障)、中部的琼中县(以思河岭为依,思河原属于定安县)及西部的儋州(与纱帽岭比邻)、临高、澄迈一带,尤以西部为最。”

  “在风风雨雨的400余年间,客家渡琼曾经出现过四次高潮”,钟守甫等的文章渡琼客家史概述(1992年),这样分析当中的第一次高潮说,起于鸦片战争以后,终至太平天国革命前夕。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迫清政府开放广东沿海口岸,而导致在广东的台山、开平、新会、新宁等地的客家人口激增,势力的扩展,逐渐形成“土客相争”,“仇客分声”的局势。在此种局势的威迫下,该地区的客家人为了谋求出路,南迁渡琼,来到崖县、定安和儋县的沙帽岭(又名沙坡岭)山麓等地开山种田,后人就把这批客家人称为“老客”。嗣后,到了同治三年间,因广东西路事件(赤溪事件)及客家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影响,为了避“世乱”及“逐客”的相逼,客家人又第二次大规模地渡海来琼,分别住于儋县、定安、崖县、澄迈、临高、万宁、陵水、琼中等八县的山区,前前后后一共有一万人左右,这也是后人所称的“新客”。这些“老客”、“新客”就是当今渡琼客家人的开山始祖。

  所谓“老客”、“新客”的记载,是见诸于史牒的。以迁徙渡琼的客家人而言,旧客又叫老客,是相对于新客而言的,它们之间的时间分界线是同治五年,即公元1866年。“同治五年,恩平、新宁各县客民受抚,奉给资本,发州安插”,说的就是同治年间广东发生“土客之乱”,平乱后广东巡抚蒋益澧将部分客民安插到海南,他们散居在儋州、澄迈、临高交界地方,这些安插者即新客,而此前到来的客民就是旧客即老客。

  旧客到此贸易耕种的时间较早,大约与清初客家移民浪潮同步,惠、潮、嘉客家人就开始进入海南。民国儋县志依旧志说:“嘉、道以前来者,为老客;咸、同以后来者,为新客。新客多肇庆府恩平、开平人。其俗言语衣服冠婚丧祭皆率其旧,与本处风俗多不相同。故皆自为婚姻,不通戚属,致与乡人时相诟谇。光绪初年,新客与那大等处为难,老客暗中助之,蹂躏至百余村,杀毙至千余命,乡人逃走。”

  又据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初一日刘坤一的续拏漏网客匪并分地安置新客片,至光绪初年,“儋、临两属老客户口数万,与土民耦居无猜,已数十年,或百数十年之久。”可见,这时客民迁移到海南的人数已相当之多,则与地方人民相处较为平静。

  随着同治五年广东土客械斗的平息,广东巡抚蒋益澧安插客民到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据光绪高州府志、光绪茂名县志,在同治五年九月至十一月,蒋益澧分三次遣送恩平、开平客民4000余人前往琼州。这些“新客”的到来,与土人的磨擦争斗不断发生。至是到光绪年间,海南西部地区屡次发生“土客之乱”。光绪临高县志记载“前事”说:“咸丰初年,肇庆府开平、恩平二邑,土民与客民不和,屡相雠杀。六年(1856年)春,广州府新宁县曹冲客匪亦蠢动。自后劫掳焚杀,流毒积年,居民受害甚惨。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巡抚蒋公益澧剿曹冲客匪,驻军浮石,各路将士屡捷。四月,众穷蹙,乞就抚,分拨客民安插琼州,散处儋、澄、临交界之区,十余年颇称安谧。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夏,客匪谢彤封、符世扬、许中发倡乱,啸聚数千人,肆扰兰洋、南丰、博文、嘉来、浪波及儋州之那大、田表、乐居等市,劫村庄者百计,烧屋宇者千计,掳杀丁口,被害奇惨。”

  光绪四、五年间的儋州、临高的土客械斗,实际是广东这场斗祸的后遗症。它迫使广东当局再次调派大军前往镇压,平定后又不得不再次择地安插客民。
  简略回顾这些历史,可见海南历史上客家活动地域主要是在海南岛的西部地区及南部的部分地区。

  那么,文昌有无客家人的迁入呢?
  据海南客家引述的文章海南詹氏始祖源流考中说,海南岛詹氏之始祖系出自江西,源起于江西省广昌县,繁衍于福建省上杭县、漳浦县,发迹于广西桂林府灵川县,开基于海南岛文昌县。

  这篇由新加坡崇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的源中记载的文章说,詹氏鼻祖学传公,字成宗,卜居江西省建昌府南丰州广昌县陂头镇,以第一进士仕宋。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时,举家南迁,初居福建省宁化县,继居广东省海阳县(今潮安县),最后定居广东省大埔县长治乡长窑村。二世泰公,宋进士,后裔散居福建省上杭县、漳浦县、安溪县。四世德泉公,卜居广西桂林府灵川县。十一世祥公,明成化(1465-l487年)进士,弘治二年(1489年)知海南文昌县,居官清名美政,士民称为父母官。秩满后,承士民群众留,乃设教于文昌县的横山。适时海寇作乱,詹祥与生员等练兵整师以御贼寇,深得市民爱戴,遂辞故土灵川县,而落籍文昌县横山。今子孙繁衍,散居海南各县和海外。

  又可以查到的明朝从江西客家地区渡琼,居住在文昌的客家姓氏始祖还有:徐谦,原籍江西龙泉县(今遂川县),明朝渡琼;钟量,原籍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县),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渡琼;彭元钜,原籍江西吉水县,万历年间(1573-1620年)渡琼。

  由是观之,历史上客家人在文昌的记载甚为零星,而且皆源自江西,与宋耀如祖先地山西、河南无涉。

  所以,可以这样说,宋耀如祖辈中可能有一些人是客家人,就像斯特林·西格雷夫所说的那样;但是,要说宋耀如的祖辈是客家人,则史征不足,不足为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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