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花朝戏；客家文化。

 

       中国是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度，据不完全统计，仅地方戏剧方面就有超过300种。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地方戏剧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不少戏剧传承困难重重。挖掘地方戏剧是保护的前提。

       广东省紫金县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之一，而兴起并流行于紫金县的花朝戏由于在展演的过程中包含了大量的客家元素，也成为了当比较有地方特色的剧种。它起源于一种被称为“神朝”的祭祀活动。从清末民初艺人叶春林创立定长春花朝戏班开始，逐步形成了花朝戏。之后，花朝戏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2006年5月，花朝戏经国家批准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花朝戏迎来了发展的又一个春天。2008年第23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河源举行，花朝戏被作为重点向世界客属乡亲推介，获得了一致好评。

         然而，花朝戏的保护工作仍处于一个初始阶段。由于种种原因，花朝戏在解放后至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这个古老的戏种尚有众多传承问题亟待各界参与解决。笔者对紫金县花朝戏进行了田野考察,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客家学、民俗学和戏剧学的研究成果对紫金县花朝戏及其文化意义作初步探析。

       紫金县位于广东省东中部、东江中游东岸。紫金地域，远古属于百越地。秦代起属南海郡博罗、龙川两县地，隋唐为归善、兴宁两县地，宋元为归善、长乐两县地。明隆庆三年(1569年)设置永安县，属惠州府。为避免与福建永安县重名,民国三年(1914年)改名紫金县。秦汉以后，中原汉族逐渐南迁至本县境，与本地少数民族杂居。至宋明期间，少数民族或自然消失，或逐步被同化，紫金县境逐步成为客家人的聚居地。

       客家人素有吃苦耐劳和崇尚文化的品格，他们在落后闭塞的山区勤劳耕作，繁衍生息，创造了以客家山歌为代表的丰富的民俗文化。正是在这种民间文化环境中，孕育了属于客家人自己的小戏种——花朝戏。早在清代，数任广东学官的李调元在《南粤笔记》中就曾提到：“永安俗尚师巫，‘巫作姣好女子，吹牛角鸣锣而舞，以花竿荷一鸡而歌。其舞曰赎魂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鸡歌，曰煖花歌。’”[1]当地人把这种歌舞称为“跳神朝”。后来在花朝戏问世后，由于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凡庙宇落成或诸神诞日，花朝戏班便分外忙碌。

       由此来看，花朝戏从起源上来看是以宗教仪式表演为主要特色的民间戏种。刘晓春认为“表演，即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特定的人群共同参与的、凝结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象征符号的事件。”[2]从花朝戏的表演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具有仪式性的戏剧中，存在着一种源于人类现世需求与阻碍这种需求得以实现的冲突。仪式的参与者（即花朝戏的表演者）在应对这种冲突时，运用以摹仿为主的艺术化表现手法，使仪式呈现出可供欣赏的戏剧结构，从而使这类仪式成为具有朴素宗教色彩的戏剧。同时，仪式表演的受众，也即花朝戏的演出者与观赏者，“正是通过行动、姿势、舞蹈、吟唱、演奏等表演活动和对象、场景等实物安排构拟出一个有意义的仪式情境，并从这样的情境中重温和体验这些意义带给他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需求。”[3]在花朝戏表演的过程中，女旦通过表演把观众带入到一个拥有美感的祈神消灾的境界里，使他们在审美的同时还获得了心灵的慰藉。

        当然，现今紫金县花朝戏的演出，宗教祭祀仪式特征已逐渐弱化。花朝剧团在参与庙会活动的过程中，已不再参与那些请神的仪式，而是以唱戏为主。花朝戏原始表演中的内在的对超自然力的恐惧和祈求也逐渐成为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祝福。正像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文化传统可以被整合到现实的文化结构中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选择出可以利用的东西，放弃不可用的东西。人们还把其他的特质加以重新铸造，使它们符合自己的需求。”[4]可以说在现代因素的影响下，紫金县花朝戏的娱乐性和民俗文化特质被强化，再加上现代歌舞和新时代内容等的混同与杂糅，使得紫金县花朝戏呈现出了一种多重文化时空重叠整合的特点。

       文化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选择的结果，每一过程都是在和其他过程的相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的。民间小戏艺术张扬着民众的审美意识与价值理想，其展演的空间主要是民间社会，所以在正统的文化之外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意识形态和价值的文化场域。它是下层民众对自己的文化选择的结果。因此，作为一种民间小戏，紫金县花朝戏在长期的适应和发展过程中，呈现一种客家地域文化特色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紫金县花朝戏是以客家方言为表达语言的剧种。戏剧是一种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文艺作品，所以戏剧语言在整个戏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高尔基就曾指出“剧本（悲剧和喜剧）是最难运用的一种形式。其所以难用，是因为剧本要求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而不用作者提示。”[5]花朝戏的唱腔音乐主要由神朝腔和民间小调组成，有时也采用客家山歌。道白和唱词是客家方言，往往喜欢采用紫金县客家地区流行的歇后语、双关词等。同时，花朝戏的唱词多采用四句七字民歌体裁格式，有的还用“哪”、“哩”、“呀”、“哟”等衬词相连接。这些符合人物身份及其所处环境的语言，暗示着或鲜明地表现出剧中人物的一系列行动，从而能展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也赋予了作品浓郁的客家乡土气息。

第二在题材的选择上，紫金县花朝戏为了适应客家人的审美期待，其内容更多的来自于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关注，饱含民间韵味。紫金县花朝戏的传统剧目题材多以惩恶扬善、忠贞爱国、婚姻自由等为主题。客家人所崇尚的儒家思想、耕读传家以及崇文重教等观念也在花朝戏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可以说这些内容都深深扎根于紫金县客家地区的地域文化沃土，沐浴着该地的地域风情、地域习俗、地域审美习惯与审美需求。所以作为客家民间文化形态之一，花朝戏比较真实地表达出了该地域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

第三，在戏剧动作上，花朝戏以模拟客家人日常生产和生活的表演动作为主。扇子、手帕、凉帽等是客家人日常的生活工具，也是花朝戏常用的道具。花朝戏演员借助这些道具用扇花、手帕花、砻勾脚、穿心手等艺术化的手法模仿上山、涉水、纺线、绣花、撑船、摆渡等客家人的日常行为，塑造了一个朴实优美，富有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的表演空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客家地区传统的农耕文化特征。

        可以说，紫金县花朝戏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自然和社会环境选择与适应的结果。它真实地反映了紫金县客家人的喜怒哀乐、理想追求和精神个性，在赞扬和批评中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花朝戏起源并兴盛于紫金县，其产生与发展是客家文化空间下完成的，是客家文化大舞台上的一朵奇葩。在表演艺术、道具及其文化内涵上都深深打下了客家文化的烙印。挖掘并传承花朝戏应深入理解其文化内涵与客家人的日常生活，方能真正吸取其精髓，将其弘扬光大。

 

[1]李调元.南越笔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5.

[2]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J]民俗研究，2009（2）.

[3]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下）[J].民族学人类学研究，2003（3）.

[4]高尔基.论剧本,文学论文选

[5]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 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2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7.